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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6

欧洲癌症治疗没落五“大”原因 为何美国药物研发优于欧盟

欧盟的问题是什么?

与美国相比,欧洲癌症死亡率要高出许多 (欧洲癌症死亡率是每年10万人中,262人死亡,而大西洋彼岸的数字是164)。在发展突破性疗法方面,欧洲大陆更是望尘莫及。

以消化道癌症为例,根据《欧洲消化道癌症》统计分析:目前研发的128种针对诸如直肠癌和胰腺癌的药物,只有7种来自欧盟,来自美国的则多达108种。

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欧洲患者滞后于新疗法,欧洲公司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据医药公司专家分析,并非欧盟缺乏人才与设备,而是缺少将疗法引进市场的能力。

Vital Transformation咨询公司的管理主任Duane Schulthess说到:“欧盟不乏医学突破,但问题是,他们无法将公司研发进行到底。无论研发始于何处,最终归于美国”。

以下则是美国药物研发优于欧盟的五“大”原因。

1“大”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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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备商业思维的生物技术公司能够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大赚一笔,但在这里却举步维艰,因为这里缺钱”,Schulthess说到:“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主流价值观只认准能成功走向市场的创新”。

因此,欧洲生物技术公司在癌症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欧洲每四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也使得新疗法的研究具备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96.6%的肿瘤药物会折戟于一期临床,但那些最终走过独木桥并成功上市的药物则会奇货可居。

“如果欧洲金融市场具备纳斯达克的深度和广度,将会比公众基金更好地激励本土生物技术的发展”安得拉合伙人(Andera Partners)的Gilles Nobécourt?说到。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风险投资公司,其生物研发基金部门雇佣不少前药企和医学公司的专家,用以在欧盟和美国建立一个生命科学相关公司档案。

2“大”市场氛围

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监管政策,导致其对关键研究的批准也无法统一,例如临床试验。这也使得其研究规模难以增长。“我有两个公司同时进行临床试验,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国家进行”,Nobécourt拒绝透露国家的名字。但这种体制导致其中一个国家严重滞后于公布结果。“两个案例的情况都是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只有等其他国家完成临床试验才能进行后续研究”。

不仅仅是28个国家之间的分歧,欧盟医学研究和数据共享相关法律法规也来自欧洲委员会的四个不同部门。单一市场、健康、研究和法务相关部门也都各自为政。

“他们既不为对方陈述利害,也不倾听各自诉求”,Fran?oise Meunier,一位比利时肿瘤学家,也是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前主任说到,“这使得欧洲医学研究法律框架毫无秩序”。

Aram Mangasarian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Noxxon Pharma的CEO,该公司总部位于柏林。这种碎片化处理模式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难题。“资本市场的设立本该是统一的”,他说:“但实话实说,它并非如此”。

3“大”政府背景

与美国“小政府言论”截然相反的是,其在癌症研究的公共投入远超欧盟。虽然综合数据难以获取,但2007年癌症研究基金调查报告指出:欧盟每年在癌症研究中投入约9.92亿欧元,而美国政府的投入是47亿欧元。虽然专家认为欧洲支出赤字依旧严峻,但有迹象显示欧盟研究经费增长速率已超过美国。

欧盟研究委员会成员Carlos Moedas希望欧盟在2020年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部分用以成立类似癌症登月计划。他称癌症是人类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和理查德.尼克松(发动“针对癌症战争”的前美国总统)。

4“大”数据共享

数据收集是癌症研究的“心脏”—无论研究者分析临床试验结果,定位人类基因组,收集生物银行的组织样本,还是通过数十年对比分析是否某些行为能提高致癌风险,例如饮酒。但生物医学研究者担心欧盟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会使各成员国之间或与其他国家共享研究信息变得更加艰难。

数年来,Meunier批评欧盟在收集研究经费用以转化研究方面难有建树。她甚至指出“现在的情形变得越来越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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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科学家和工业界都想尽可能地推动医学研究,但有研究者指出:他们正经历“寒冬”,人们因为畏惧破坏数据保护条例而不愿共享数据。这种无正确授权而使用个人数据的行为会得到严惩。

Meunier说:“这些条例原本是写给脸书和谷歌的用户,却使健康研究掉入陷阱”。

5“大”财政支持

专家指出,欧洲在癌症研究中作出了一些主要贡献,但这些贡献不足以让药企研发出重磅新药。Mangasarian提到:“欧洲更倾向非商业化驱动的研究”。

这对商业行为极为不利,但对患者却大有裨益。虽然新药能给予癌症患者希望,但欧洲科学家另辟蹊径:研究癌症预防或提高现有疗法的效用。

以欧洲引以为豪的流行病学研究为例,其研究涵盖了癌症患者名单、患病部位以及时间。通过诸如对Nordcan数据库分析肿瘤负荷状态,能帮助我们理解癌症的起因。有了这些知识,公共卫生部门可以采取措施来预防癌症,或更早期发现癌症,避免晚期治疗的高额费用。

Mangasarian指出,波恩大学进行的一些脑癌临床试验中,联合两种现有疗法能提高生存率。而在法国,Gustave Roussy癌症中心科学主任Laurence Zitvogel最近发现,正服用抗生素的患者对免疫疗法的响应大打折扣。

没人会通过这些发现赚取利益或成立公司,但他们能改变医生处理癌症的方式,也有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这也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Mangasarian说到。

(图片来自网络)


翻译链接: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ancer-5-big-reasons-europe-sucks-at-c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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